第346章 有病就早点治
第346章有病就早点治
朱树人说的这些改革法子,凭心而论还是非常切中明末时弊的。
进一步推进厘金的征收、扩大商业税来支持军事,这是经过后世历史验证的神来之笔。清朝就是靠着这一招,扑灭了太平天国的。
要是没有厘金,说不定清朝在洪秀全的打击下,活得还不如被李自成打击的明朝呢。
厘金唯一的问题,就是地方财权下放、军阀割据,导致后世清朝虽然扑灭了洪秀全,但也让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尾大不掉。
但这个问题放在朱树人这儿就没关系了,因为他就可以替代后世曾、李、左合体的地位,这就等于正反手两面都是纯赚。要不是赶上岳父潞王监国、一个没有儿子不怕被篡夺家业的藩王上位,还真凑不齐这项改革深化所需的天时地利人和。
而朱树人后面提到的“高薪养廉,革除陋规”,那也是后世清朝经过证明的善法,虽然不至于彻底廉洁,好歹把贪墨打击到了不能公然成为行规的程度,也一改了明末直到康熙的污秽。
解决了这些问题,才能谈解决部队吃空饷、喝兵血、户部拨的军费刚出银库还没出京就扣掉一半多等等恶疾。
否则就算财政改革再好,财源更多,如果一大半的钱都不是实打实花在军队花在武备上,那也都是白搭的,何谈战斗力。
史可法想明白这些道理后,自然会出于公心,全力支持。
……
当然,朱树人至今还没有干政的合理身份,这种伤筋动骨的改革,也需要时间去协调利益。所以他三月下旬帮着朱常汸和史可法出了主意后,他本人就赶在三月底离开了南京以避嫌。
史可法则继续忙着做其他各部尚书的工作,外加联络安抚地方督抚支持潞王这几条新政,成为了改革的对外代言人。
上述这几条改革的具体细则,最终也赶在了四月上旬从南京发布、陆续分发各省。从时间上来看,这基本上是在朱树人出京后十天才发的,也就堵上了天下悠悠众口,没落下“国姓爷以监国女婿身份越权干政”的把柄。
这里面曲折复杂的利益妥协,也是不容小觑,史可法为此是做了大量工作的,朱树人还太年轻,这种官场利益交换的事情他确实相对不太在行。
即使如此,史可法把监国新政中的财政部分推行下去后,地方上还是有些许小的反抗声音。
但好在史可法已经明着暗着强调了“这是新监国上任必须的三把火,烧完就到此为止了”,加上还废除了崇祯朝被人深恶痛绝的“三饷”,算是给百姓松了一大口气。
所以那些矛盾不算太激化的受害者,也就暂且捏着鼻子忍了,决定再观望一下,别当出头鸟。
另一方面,户部尚书沈廷扬也非常给力,主动让自己家里人近期扩大生意,闹了一个由头,然后服从新政,带头缴纳了一大笔新政厘金(其实应该叫“分金”了)
南方富商们看沈家、郑家先后服软,也就愈发没有反抗的意志了。
沈廷扬执掌的户部当中,还有个别属官,自以为揣摩明白了顶头上司的心思,暗忖当今监国王爷是个没儿子的,而部堂大人跟监国王爷还是亲家,觉得部堂大人这是想“化家为国”了,这才如此舍得下本钱。
于是乎,就有下属的郎中投其所好,在朝议上独走上奏了一条新的财政改革方案,说是:
“值此国难之秋,军资多有不给,既然各地踊跃支持废三饷、增厘金,不如给爱国富商豪绅们更多的机会,户部应该出台一个制度,允许商绅提前缴纳厘金、换取完税凭证,将来实际行商跨省时,再以完税凭证抵扣。朝廷还可以给提前预缴厘金的商户以利息折扣。”
这个思路,说白了已经有点类似发行国债了,沈廷扬乍一听到时,还暗呼自己手下有能人,甚至一度怀疑是不是自己儿子偷偷教白手套这么说的。
但转念一想,他也是非常信任自己家的父子关系,知道儿子没必要瞒着自己玩这一手,也就没有用有色眼镜评判这种奏请。
史可法那边,乍一听说这招时,也觉得有点新奇,但好在史可法学识广博,见多识广,当年也跟徐光启等涉猎西学的前辈请教过,所以最后也琢磨过味儿来了:
在明朝,有财政官能想到发“预缴税抵扣债券”这已经不奇怪了,西方世界其实两百年前,威尼斯人就已经这么干了。
就算大明消息再闭塞,但考虑到后来荷兰人在威尼斯人首创后一百多年、也学到了这招,而大明跟荷兰红毛夷人打交道已经那么久,听说过这种招数也不奇怪。
如果一个汉唐时代的汉人想到这招,或许能说他是穿越者。到了明末才想到这些,就算不上穿越者了,最多说他学贯中西。
冷静下来仔细审慎地考虑了这个请求的利弊后,沈廷扬还是非常发自公心地在朝议上劝谏朱常汸别采纳这样的奏请。
朱常汸一开始有些诧异,因为他也觉得,那个户部郎中的独走奏请有点道理,确实能广开财源、寅吃卯粮,为什么亲家公要不同意呢?
面对这个疑问,沈廷扬义正辞严地说:“此法一开,地方上搜刮之风定然难以抑制,很难想象得到了预征厘金权限的官员,会如何滥用此权。
我大明地方官员,原本或许数年一任会调换辖区,谁人不想在自己任期内多征税款?如此,旧官刮地三尺,政绩卓著,新官接任却发现本地商税已经被预征数年、富商们手上都有了一堆完税抵扣凭证,新接任者还如何展开工作?
考虑到我大明如今吏治之困顿,这些权力绝对不能随便下放,否则定然民不聊生!”
朱常汸本就是个软耳朵根子,也没学过治国,一听果然又觉得有道理,就问其他朝臣意见。
于是,有少数不太懂财政、但确实忠心爱国的朝臣(不爱国有私心的,都巴不得这个建议不能执行,所以不会开口),就顺着沈廷扬的思路又问:
“沈部堂,既然把预征厘金、给付息抵扣凭证的权力下放,会导致如此诸多贪墨的机会,那不下放不就行了么?
如果由户部统一征调,以户部如今严明执法的清正,沈部堂您的高风亮节,应该能堵住这些漏洞吧?”
此时此刻,朝中众人对于沈廷扬不贪墨的信赖度还是很高的,因为沈廷扬已经带头支持了增加商税,好多人估计,按照沈廷扬交钱的尺度,今年沈家怕是能缴两百万两商税。
而郑家大约也要缴那么多,还有其他南方各省全部做跨省贸易的商人,加起来交一千万零点儿。拢共大明朝廷今年的厘金总收入能超过一千五百万两。
这是拿了沈家郑家的四百多万,套出了南方半个天下一千多万。只不过沈廷扬吃相好,不会搞那种“事成之后,黄老爷的一百八十万如数奉还,咱分城南两大家族那点刀勒”的伎俩,他这个沈老爷出的钱是实打实出出去的。
所以,大家眼下都相信沈廷扬自己肯定能严格执法,不会竭泽而渔。
但沈廷扬依然公允地摇了摇头,见微知著地提醒:“这不是权收户部后、能不能止住寅吃卯粮竭泽而渔的问题。
诸位可还记得,当初厘金之法之所以能奏效,能让百姓支持,还强化了南方各省军力备战,关键一点,便是‘地方缴纳的商税,只给本地花,只用于保护本省防务’。这才避免了南方各省豪绅,担心自己的钱被朝廷补贴了其他省,从而吝啬。
天下人性自古都是如此,为了保护自己的家乡,乡绅们还是愿意出钱的,但是为了保卫天下,保卫远方的东西,世人便没有如此高的境界了。如若今天为了预缴厘金,就把预征权收归户部,地方各省人心还如何肯踊跃?那不就走老路了么?
朝廷当言而有信,厘金诞生之初,说好了就是每个省分开账目、本省的钱只支持本省军费,就绝对不能更改,至少在天下重新安定之前不能随便更改。”
这番话说完,大部分持讨论意见的官员也就闭嘴了。有些人还心生惭愧,按说孔夫子都说了那么多年的仁义礼智信,可是事实上儒生也就把仁义礼智更多挂在嘴边,单说这个“信”字,还不如商人阶级出身的更知道信用的重要。
不过,这番讨论最终也不是完全没收获。大家本着对事不对人的态度,继续分情况细化切磋,还真就被沈廷扬找出了一个可以试点的办法:
虽然在全国各省都允许预缴厘金会导致竭泽而渔、全部收归户部又会导致地方上对专款专用的不信任,那么,只在南直隶地区试点、特许预缴商税抵扣、并给予利息,就可以完美回避上述问题了。
因为在明朝,南直隶地区本来就是没有自己的财政官体系的,南直隶的财政历来由南京户部兼管。现在特殊时期,南京户部升级为了正式户部,可原本的权限也还兼着。
加上这儿是监国脚下,百官盯着,官场环境更透明,沈廷扬也确实算是铁腕公允的财政官,他不会自己贪自己的钱。所以最后讨论,朱常汸就允许开了这个口子特事特办,今年先在南直隶地区,由户部直管,试点预先多缴商税、付息抵扣。
明年开始,如果外省富商豪绅有羡慕这点微薄的利息的,主动愿意为朝廷分忧的,可以再行申请、单独核议。
如此,也算是把财政改革最初的波动期扛过去了,不至于做事太急,惹出乱子。
事关百万千万两级别的钱财,当然不能操之过急、一定要局部试点,再行推广。
而此法通过之后,沈家经营商船队的亲戚(沈廷扬当了户部官员后,早就不亲自经营家里生意了,都是让亲戚代持的),也非常给面子地大量认缴预缴,进一步安定了朱常汸监国政权眼前的财政缺口。
有了这么一个带头的,各地反抗的声音就被压得愈发微弱。
……
财政改革的法令,从四月上旬初次颁布,到各地落实就要一两个月,期间还有各种微调需要公示。
所以朝中四五两个月里,民政方面暂时也不会有新的动作了,朝廷基本上都围绕着潞王监国的这三把火转。
不管最终结果如何,南方大部分官员、士绅、将领,都看到了一个为政轻省、不过多整活、只做必要事情的监国王爷,也充分认识到了潞王和先帝截然不同的风格。
“既往不咎,不纠结历史功过”的执政基调,也被充分展示了出去,让人心更加安定。
另外,话分两头,在潞王新政三把火之前、早在三月中旬,召集诸王来南直隶的旨意,也已经发下去了。这件工作,原本也需要一两个月的时间才能见效,所以如今正好和监国新政同期并行推进。
到了四月中旬,第一批接旨后乖乖来京的藩王,就抵达了南直隶境内。
其他藩王,如果不出意外、也不抗命的话,也能在四月份晚些时候、最晚六月份,都来南直隶,接受朝廷更紧密的控制。
大明朝两百六七十年,十三代皇帝,至今一共封了两百多个王爷。当然,其中有一小半因为子嗣不繁,以及获罪除国,并没有一直传下来。
能传到天启年间的王爷,也就一百多家,而到了崇祯初年,因为战乱已经开始,流贼开始陆续杀灭沦陷区的藩王,所以崇祯登基之初,王爷数量已经跌到一百五十家以下。
如今又经过近二十年的血腥内战内耗,王爷们的数量倒也继续锐减,毕竟北方省份的王爷基本上都杀光了,不是死于李自成等各路流贼之手,就是被鞑子杀了。
哪怕是南方,此前湖南、四川的王爷们,也都被张献忠那波流窜,累计带走了十几家之多。
所以,眼下天下能有王爷身份的,已经不足五十家。血统能比朱常汸更接近先帝的,仅有福王朱由崧一人,其他连跟朱常汸一样接近的,都已经一个也没了(万历也没那么多儿孙活到现在)
如今得到朱常汸诏书,最先最积极响应的,要属那些生活在山东和南直隶交界边缘地区的藩王。因为他们就藩的地盘,已经处在李自成和鞑子兵锋南下的边缘了,不跑本来就会死,巴不得朝廷下诏允许他们逃离封地呢。
站在朱树人的立场上,他一开始其实也不想救那些山东王爷的,巴不得那些养猪废物直接被李自成或者多尔衮杀了,他还能落个清静。朝廷也能减少一笔开支,把更多钱花在百姓和军队身上。
不过,朱树人也知道,必须用这些山东王爷做引子,勾出其他南方安稳富庶之地的王爷,以示朝廷的一视同仁。
否则只强招南方富庶地区的王爷来,却不召不救山东王爷们,再蠢的人都能看出其中有“削弱宗室、独尊潞王”的猫腻了。
结果,在这批山东王爷南下的途中,自然也免不了发生一些小意外——其中有两三个王爷,因为一直养尊处优,缺乏运动,一辈子也没出过远门,所以水土不服。
如果能慢吞吞好生休养,倒也能养过来,但因为山东地区已经有部分刘芳亮乃至多尔衮的部队渗透骚扰,尤其是鞑子骑兵能越过坚城到后方非战区烧杀抢掠。
兵荒马乱之际,这些王爷哪里敢在半途多歇?
于是一番折腾,这些山东、河南边缘南下的十几家王爷,有两个死于鞑子渗透劫掠的乱军,有三个死于水土不服疫病折腾,十四个北方王爷,只有九个活着抵达了扬州。
朱常汸并不会允许他们渡江来南京,也是防止南京城里出现野心家,所以就把所有北方来的王爷,终点站都安置在一江之隔的扬州。
九位北方王爷陆续抵达扬州的同时,南方各省加起来、还剩下的大约三十家血统或远或近的王爷,也有六七家活着抵达了南京周边。而这六七家抵达的背后,一样有一起病亡一起死于贼手——
南方如今也不算彻底安全,两年前在湘南被消灭的张献忠军,就有一部分残部在衡州之战后,往西逃到了井岗、罗霄山区,南方各大山区,如今不少地方还挺乱。被杀、惊吓病亡的那俩王爷,就是江西籍的。
经此一波,天下总共幸存的四十多位王爷,死了七个,有十五个被朱常汸彻底控制。
还有十几家在途,仅有个位数几家,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,选择了学福王称病抗拒——倒不是说这些抗拒的那几家就一定多有野心,只能说人过一百,形形色色,明朝王爷那么多,脑子不清楚的,轴的,胆小怕被害的,各种各样的人都有。
不管怎么说,经过这一波,天下的藩王都算是被犁地一样犁了一遍,彻底分门别类归档清楚了。想要当刺头的,自然会被朝廷收拾。
另外,在护送藩王过境的过程中,各地涉及的地方官员也是战战兢兢,那些导致藩王在自己防区内被鞑子、山贼杀害的地方官,一开始个个吓得不行,唯恐潞王跟先帝一样看重“陷藩”的罪名,要拿他们的脑袋祭奠遇害的王爷。
但朱常汸却趁机顺势伸出了橄榄枝,一再表达了“值此国难之秋,特殊时期,北方官员守土不易,被小股鞑子渗透杀藩,不能以陷藩论处,只要不丢城池就不算”的善意,赦免了这些官员的罪过。
地方官和武将一看“原来如今有藩王在自己管辖的地盘内遇害,已经不会再被问罪”,胆子也大了起来,再回想一下当初崇祯朝时的严刑苛法,多少督抚、兵部尚书都是因为死了藩王被崇祯处死,大家忆苦思甜之下,对仁慈的潞王就更加拥戴了。
谁让大明朝发展到如今,天下就没几个人喜欢藩王的!听说藩王死了不用一概负责,可以具体情况具体分析,谁不觉得松了一大口气呢。
当然,朱常汸这般“宽仁”,肯定也会给藩王们留下借口。比如福王就多次私下里串联其他藩王,表达了“朱常汸暗弱,如今已经被朱树人控制,这是有意残害宗室手足,才一改先帝时严惩陷藩官员的良法,改成如今这般朝纲崩坏的样子”。
南方朱树人势力最薄弱的两广地区,也有一些历史上就颇有野心想要称帝的藩王,因为惧怕入京,想留在天高皇帝远的两广,而选择了跟朱由崧遥相呼应。
随着时间进入五月份,距离福王朱由崧首次称病拒绝南下后两个月,朱常汸特地为他又下了一道诏书,责问朱由崧病情有没有好转,是否可以南下陈述此前“干预有司”的责任了。
如果继续称病,朱常汸还表示,可以从南京派几个太医去凤阳,帮朱由崧问诊,确认病情,有病就要早治,别耽误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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朱树人说的这些改革法子,凭心而论还是非常切中明末时弊的。
进一步推进厘金的征收、扩大商业税来支持军事,这是经过后世历史验证的神来之笔。清朝就是靠着这一招,扑灭了太平天国的。
要是没有厘金,说不定清朝在洪秀全的打击下,活得还不如被李自成打击的明朝呢。
厘金唯一的问题,就是地方财权下放、军阀割据,导致后世清朝虽然扑灭了洪秀全,但也让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尾大不掉。
但这个问题放在朱树人这儿就没关系了,因为他就可以替代后世曾、李、左合体的地位,这就等于正反手两面都是纯赚。要不是赶上岳父潞王监国、一个没有儿子不怕被篡夺家业的藩王上位,还真凑不齐这项改革深化所需的天时地利人和。
而朱树人后面提到的“高薪养廉,革除陋规”,那也是后世清朝经过证明的善法,虽然不至于彻底廉洁,好歹把贪墨打击到了不能公然成为行规的程度,也一改了明末直到康熙的污秽。
解决了这些问题,才能谈解决部队吃空饷、喝兵血、户部拨的军费刚出银库还没出京就扣掉一半多等等恶疾。
否则就算财政改革再好,财源更多,如果一大半的钱都不是实打实花在军队花在武备上,那也都是白搭的,何谈战斗力。
史可法想明白这些道理后,自然会出于公心,全力支持。
……
当然,朱树人至今还没有干政的合理身份,这种伤筋动骨的改革,也需要时间去协调利益。所以他三月下旬帮着朱常汸和史可法出了主意后,他本人就赶在三月底离开了南京以避嫌。
史可法则继续忙着做其他各部尚书的工作,外加联络安抚地方督抚支持潞王这几条新政,成为了改革的对外代言人。
上述这几条改革的具体细则,最终也赶在了四月上旬从南京发布、陆续分发各省。从时间上来看,这基本上是在朱树人出京后十天才发的,也就堵上了天下悠悠众口,没落下“国姓爷以监国女婿身份越权干政”的把柄。
这里面曲折复杂的利益妥协,也是不容小觑,史可法为此是做了大量工作的,朱树人还太年轻,这种官场利益交换的事情他确实相对不太在行。
即使如此,史可法把监国新政中的财政部分推行下去后,地方上还是有些许小的反抗声音。
但好在史可法已经明着暗着强调了“这是新监国上任必须的三把火,烧完就到此为止了”,加上还废除了崇祯朝被人深恶痛绝的“三饷”,算是给百姓松了一大口气。
所以那些矛盾不算太激化的受害者,也就暂且捏着鼻子忍了,决定再观望一下,别当出头鸟。
另一方面,户部尚书沈廷扬也非常给力,主动让自己家里人近期扩大生意,闹了一个由头,然后服从新政,带头缴纳了一大笔新政厘金(其实应该叫“分金”了)
南方富商们看沈家、郑家先后服软,也就愈发没有反抗的意志了。
沈廷扬执掌的户部当中,还有个别属官,自以为揣摩明白了顶头上司的心思,暗忖当今监国王爷是个没儿子的,而部堂大人跟监国王爷还是亲家,觉得部堂大人这是想“化家为国”了,这才如此舍得下本钱。
于是乎,就有下属的郎中投其所好,在朝议上独走上奏了一条新的财政改革方案,说是:
“值此国难之秋,军资多有不给,既然各地踊跃支持废三饷、增厘金,不如给爱国富商豪绅们更多的机会,户部应该出台一个制度,允许商绅提前缴纳厘金、换取完税凭证,将来实际行商跨省时,再以完税凭证抵扣。朝廷还可以给提前预缴厘金的商户以利息折扣。”
这个思路,说白了已经有点类似发行国债了,沈廷扬乍一听到时,还暗呼自己手下有能人,甚至一度怀疑是不是自己儿子偷偷教白手套这么说的。
但转念一想,他也是非常信任自己家的父子关系,知道儿子没必要瞒着自己玩这一手,也就没有用有色眼镜评判这种奏请。
史可法那边,乍一听说这招时,也觉得有点新奇,但好在史可法学识广博,见多识广,当年也跟徐光启等涉猎西学的前辈请教过,所以最后也琢磨过味儿来了:
在明朝,有财政官能想到发“预缴税抵扣债券”这已经不奇怪了,西方世界其实两百年前,威尼斯人就已经这么干了。
就算大明消息再闭塞,但考虑到后来荷兰人在威尼斯人首创后一百多年、也学到了这招,而大明跟荷兰红毛夷人打交道已经那么久,听说过这种招数也不奇怪。
如果一个汉唐时代的汉人想到这招,或许能说他是穿越者。到了明末才想到这些,就算不上穿越者了,最多说他学贯中西。
冷静下来仔细审慎地考虑了这个请求的利弊后,沈廷扬还是非常发自公心地在朝议上劝谏朱常汸别采纳这样的奏请。
朱常汸一开始有些诧异,因为他也觉得,那个户部郎中的独走奏请有点道理,确实能广开财源、寅吃卯粮,为什么亲家公要不同意呢?
面对这个疑问,沈廷扬义正辞严地说:“此法一开,地方上搜刮之风定然难以抑制,很难想象得到了预征厘金权限的官员,会如何滥用此权。
我大明地方官员,原本或许数年一任会调换辖区,谁人不想在自己任期内多征税款?如此,旧官刮地三尺,政绩卓著,新官接任却发现本地商税已经被预征数年、富商们手上都有了一堆完税抵扣凭证,新接任者还如何展开工作?
考虑到我大明如今吏治之困顿,这些权力绝对不能随便下放,否则定然民不聊生!”
朱常汸本就是个软耳朵根子,也没学过治国,一听果然又觉得有道理,就问其他朝臣意见。
于是,有少数不太懂财政、但确实忠心爱国的朝臣(不爱国有私心的,都巴不得这个建议不能执行,所以不会开口),就顺着沈廷扬的思路又问:
“沈部堂,既然把预征厘金、给付息抵扣凭证的权力下放,会导致如此诸多贪墨的机会,那不下放不就行了么?
如果由户部统一征调,以户部如今严明执法的清正,沈部堂您的高风亮节,应该能堵住这些漏洞吧?”
此时此刻,朝中众人对于沈廷扬不贪墨的信赖度还是很高的,因为沈廷扬已经带头支持了增加商税,好多人估计,按照沈廷扬交钱的尺度,今年沈家怕是能缴两百万两商税。
而郑家大约也要缴那么多,还有其他南方各省全部做跨省贸易的商人,加起来交一千万零点儿。拢共大明朝廷今年的厘金总收入能超过一千五百万两。
这是拿了沈家郑家的四百多万,套出了南方半个天下一千多万。只不过沈廷扬吃相好,不会搞那种“事成之后,黄老爷的一百八十万如数奉还,咱分城南两大家族那点刀勒”的伎俩,他这个沈老爷出的钱是实打实出出去的。
所以,大家眼下都相信沈廷扬自己肯定能严格执法,不会竭泽而渔。
但沈廷扬依然公允地摇了摇头,见微知著地提醒:“这不是权收户部后、能不能止住寅吃卯粮竭泽而渔的问题。
诸位可还记得,当初厘金之法之所以能奏效,能让百姓支持,还强化了南方各省军力备战,关键一点,便是‘地方缴纳的商税,只给本地花,只用于保护本省防务’。这才避免了南方各省豪绅,担心自己的钱被朝廷补贴了其他省,从而吝啬。
天下人性自古都是如此,为了保护自己的家乡,乡绅们还是愿意出钱的,但是为了保卫天下,保卫远方的东西,世人便没有如此高的境界了。如若今天为了预缴厘金,就把预征权收归户部,地方各省人心还如何肯踊跃?那不就走老路了么?
朝廷当言而有信,厘金诞生之初,说好了就是每个省分开账目、本省的钱只支持本省军费,就绝对不能更改,至少在天下重新安定之前不能随便更改。”
这番话说完,大部分持讨论意见的官员也就闭嘴了。有些人还心生惭愧,按说孔夫子都说了那么多年的仁义礼智信,可是事实上儒生也就把仁义礼智更多挂在嘴边,单说这个“信”字,还不如商人阶级出身的更知道信用的重要。
不过,这番讨论最终也不是完全没收获。大家本着对事不对人的态度,继续分情况细化切磋,还真就被沈廷扬找出了一个可以试点的办法:
虽然在全国各省都允许预缴厘金会导致竭泽而渔、全部收归户部又会导致地方上对专款专用的不信任,那么,只在南直隶地区试点、特许预缴商税抵扣、并给予利息,就可以完美回避上述问题了。
因为在明朝,南直隶地区本来就是没有自己的财政官体系的,南直隶的财政历来由南京户部兼管。现在特殊时期,南京户部升级为了正式户部,可原本的权限也还兼着。
加上这儿是监国脚下,百官盯着,官场环境更透明,沈廷扬也确实算是铁腕公允的财政官,他不会自己贪自己的钱。所以最后讨论,朱常汸就允许开了这个口子特事特办,今年先在南直隶地区,由户部直管,试点预先多缴商税、付息抵扣。
明年开始,如果外省富商豪绅有羡慕这点微薄的利息的,主动愿意为朝廷分忧的,可以再行申请、单独核议。
如此,也算是把财政改革最初的波动期扛过去了,不至于做事太急,惹出乱子。
事关百万千万两级别的钱财,当然不能操之过急、一定要局部试点,再行推广。
而此法通过之后,沈家经营商船队的亲戚(沈廷扬当了户部官员后,早就不亲自经营家里生意了,都是让亲戚代持的),也非常给面子地大量认缴预缴,进一步安定了朱常汸监国政权眼前的财政缺口。
有了这么一个带头的,各地反抗的声音就被压得愈发微弱。
……
财政改革的法令,从四月上旬初次颁布,到各地落实就要一两个月,期间还有各种微调需要公示。
所以朝中四五两个月里,民政方面暂时也不会有新的动作了,朝廷基本上都围绕着潞王监国的这三把火转。
不管最终结果如何,南方大部分官员、士绅、将领,都看到了一个为政轻省、不过多整活、只做必要事情的监国王爷,也充分认识到了潞王和先帝截然不同的风格。
“既往不咎,不纠结历史功过”的执政基调,也被充分展示了出去,让人心更加安定。
另外,话分两头,在潞王新政三把火之前、早在三月中旬,召集诸王来南直隶的旨意,也已经发下去了。这件工作,原本也需要一两个月的时间才能见效,所以如今正好和监国新政同期并行推进。
到了四月中旬,第一批接旨后乖乖来京的藩王,就抵达了南直隶境内。
其他藩王,如果不出意外、也不抗命的话,也能在四月份晚些时候、最晚六月份,都来南直隶,接受朝廷更紧密的控制。
大明朝两百六七十年,十三代皇帝,至今一共封了两百多个王爷。当然,其中有一小半因为子嗣不繁,以及获罪除国,并没有一直传下来。
能传到天启年间的王爷,也就一百多家,而到了崇祯初年,因为战乱已经开始,流贼开始陆续杀灭沦陷区的藩王,所以崇祯登基之初,王爷数量已经跌到一百五十家以下。
如今又经过近二十年的血腥内战内耗,王爷们的数量倒也继续锐减,毕竟北方省份的王爷基本上都杀光了,不是死于李自成等各路流贼之手,就是被鞑子杀了。
哪怕是南方,此前湖南、四川的王爷们,也都被张献忠那波流窜,累计带走了十几家之多。
所以,眼下天下能有王爷身份的,已经不足五十家。血统能比朱常汸更接近先帝的,仅有福王朱由崧一人,其他连跟朱常汸一样接近的,都已经一个也没了(万历也没那么多儿孙活到现在)
如今得到朱常汸诏书,最先最积极响应的,要属那些生活在山东和南直隶交界边缘地区的藩王。因为他们就藩的地盘,已经处在李自成和鞑子兵锋南下的边缘了,不跑本来就会死,巴不得朝廷下诏允许他们逃离封地呢。
站在朱树人的立场上,他一开始其实也不想救那些山东王爷的,巴不得那些养猪废物直接被李自成或者多尔衮杀了,他还能落个清静。朝廷也能减少一笔开支,把更多钱花在百姓和军队身上。
不过,朱树人也知道,必须用这些山东王爷做引子,勾出其他南方安稳富庶之地的王爷,以示朝廷的一视同仁。
否则只强招南方富庶地区的王爷来,却不召不救山东王爷们,再蠢的人都能看出其中有“削弱宗室、独尊潞王”的猫腻了。
结果,在这批山东王爷南下的途中,自然也免不了发生一些小意外——其中有两三个王爷,因为一直养尊处优,缺乏运动,一辈子也没出过远门,所以水土不服。
如果能慢吞吞好生休养,倒也能养过来,但因为山东地区已经有部分刘芳亮乃至多尔衮的部队渗透骚扰,尤其是鞑子骑兵能越过坚城到后方非战区烧杀抢掠。
兵荒马乱之际,这些王爷哪里敢在半途多歇?
于是一番折腾,这些山东、河南边缘南下的十几家王爷,有两个死于鞑子渗透劫掠的乱军,有三个死于水土不服疫病折腾,十四个北方王爷,只有九个活着抵达了扬州。
朱常汸并不会允许他们渡江来南京,也是防止南京城里出现野心家,所以就把所有北方来的王爷,终点站都安置在一江之隔的扬州。
九位北方王爷陆续抵达扬州的同时,南方各省加起来、还剩下的大约三十家血统或远或近的王爷,也有六七家活着抵达了南京周边。而这六七家抵达的背后,一样有一起病亡一起死于贼手——
南方如今也不算彻底安全,两年前在湘南被消灭的张献忠军,就有一部分残部在衡州之战后,往西逃到了井岗、罗霄山区,南方各大山区,如今不少地方还挺乱。被杀、惊吓病亡的那俩王爷,就是江西籍的。
经此一波,天下总共幸存的四十多位王爷,死了七个,有十五个被朱常汸彻底控制。
还有十几家在途,仅有个位数几家,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,选择了学福王称病抗拒——倒不是说这些抗拒的那几家就一定多有野心,只能说人过一百,形形色色,明朝王爷那么多,脑子不清楚的,轴的,胆小怕被害的,各种各样的人都有。
不管怎么说,经过这一波,天下的藩王都算是被犁地一样犁了一遍,彻底分门别类归档清楚了。想要当刺头的,自然会被朝廷收拾。
另外,在护送藩王过境的过程中,各地涉及的地方官员也是战战兢兢,那些导致藩王在自己防区内被鞑子、山贼杀害的地方官,一开始个个吓得不行,唯恐潞王跟先帝一样看重“陷藩”的罪名,要拿他们的脑袋祭奠遇害的王爷。
但朱常汸却趁机顺势伸出了橄榄枝,一再表达了“值此国难之秋,特殊时期,北方官员守土不易,被小股鞑子渗透杀藩,不能以陷藩论处,只要不丢城池就不算”的善意,赦免了这些官员的罪过。
地方官和武将一看“原来如今有藩王在自己管辖的地盘内遇害,已经不会再被问罪”,胆子也大了起来,再回想一下当初崇祯朝时的严刑苛法,多少督抚、兵部尚书都是因为死了藩王被崇祯处死,大家忆苦思甜之下,对仁慈的潞王就更加拥戴了。
谁让大明朝发展到如今,天下就没几个人喜欢藩王的!听说藩王死了不用一概负责,可以具体情况具体分析,谁不觉得松了一大口气呢。
当然,朱常汸这般“宽仁”,肯定也会给藩王们留下借口。比如福王就多次私下里串联其他藩王,表达了“朱常汸暗弱,如今已经被朱树人控制,这是有意残害宗室手足,才一改先帝时严惩陷藩官员的良法,改成如今这般朝纲崩坏的样子”。
南方朱树人势力最薄弱的两广地区,也有一些历史上就颇有野心想要称帝的藩王,因为惧怕入京,想留在天高皇帝远的两广,而选择了跟朱由崧遥相呼应。
随着时间进入五月份,距离福王朱由崧首次称病拒绝南下后两个月,朱常汸特地为他又下了一道诏书,责问朱由崧病情有没有好转,是否可以南下陈述此前“干预有司”的责任了。
如果继续称病,朱常汸还表示,可以从南京派几个太医去凤阳,帮朱由崧问诊,确认病情,有病就要早治,别耽误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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