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484章 青苗法本身没错,错的是在宋朝这种
第484章青苗法本身没错,错的是在宋朝这种懦弱的朝代使用
好在朱树人也是个从谏如流的脾气,加上新法如今本就是试点,连税都还没开始收呢。
意识到问题后,他斟酌再三,随和地自言自语:
“对于部分偏僻崎岖之地,耕地不易集中的问题,可以让户部今年试点之后再议。将来可以把天下府县,分为平县、山县。山县也要按乡为单位区分地貌,凡是山区为主的县乡,可以酌情把‘应计税田亩面积下限’,再折减一些。
比如比平原县乡再减半,以水田五亩,或旱田十亩为每户计税下限。而实际核定平、山时,不仅要考虑当地地形、土地的分散程度,还要考虑到当地工坊、工场是否够多,民间工商投资是否兴盛,能容纳剩余劳力。
孤让平原田地适度兼并、确保耕者尽其力,也是考虑到平原田地集中耕作比分散耕作效率更高。但山区碎地本来就无法集中耕种,人不能尽其力,也就只能先耗着了。”
朱树人此前的另一层考量,还涉及到他受后世影响的农业管理思维。后世平原地区可以机械化,大规模生产,所以朱树人非常希望平原地带田地适度集中一点,至少能确保户户牛耕,也便于未来有其他先进的生产工具,哪怕依然是人力畜力的,但至少可以快速推广起来。
新式农机具是否被百姓快速接受,跟每户人家的田地面积是息息相关的,如果田太少,用旧工具稍微累一点精耕细作也能干完,以大明的文盲率,很多人就懒得折腾了。
只有原本的劳动强度已经饱和,人才愿意动脑子去省力,学习新农具的使用。
说到底,朱树人的一切布局,都是要服务于技术进步的落地推广的,逼着不愿意尝试新工具的人去尝试。不管这种尚未出现的新工具究竟是什么,反正先把愿意尝试的氛围营造起来。
姚启圣见朱树人居然如此从谏如流,一点都没有因为他只是一个举人小吏而讳莫如深,也是颇感知遇之恩。他便连忙补充拍马屁:
“殿下既有如此惠民之心,更该把上述考量,通过一些非正式的渠道,有选择地泄露出去,以收士绅人心——
殿下请想,把田地面积极少、却依然被束缚在土地上的贫农变成工人,最终是谁受益?是那些经营工坊、工场的富商士绅。
因为工人一多,他们就可以得到工钱更便宜的劳力。既如此,朝廷此前何必遮遮掩掩,惠及士绅而不留名呢?
若是宣扬得法,则天下经营工商的士绅必然拥护此法,哪怕他们在殿下的新法之下,需要缴纳代役银,他们权衡之后,也依然会发现利大于弊,就会选择闷声发大财。
到时候,士绅也就会分为两派,大地主士绅会心存怨念,而工商业主士绅会心存感激。朝廷驱工坊主以制地主,反抗力量必然极度削弱。
而要削弱那些明明家中几乎无地、但又不愿放弃农籍、不愿迁徙下山的百姓,朝廷的手法也该更加温和。
学生曾想到一策,可以借鉴前宋时王荆公的青苗法,给予‘处在计税田亩面积下限以下’的百姓,以一定的生产借贷,或助力其贷款买下邻舍的田地,或可给以本钱另择营生。若是他们果然能因此扩大田亩,安居乐业,或是自谋了其他出路那是最好……”
姚启圣说到这儿,朱树人却粗暴出言打断:“那若是有刁民借了钱不好好生产,只是挥霍呢?孤记得前宋时,苏东坡都曾记载,每到青苗法放贷,或是富户被强行摊派借债、最后多还利息,遭受盘剥。
或是赤贫的青皮无赖借青苗钱,借到之后不事生产,全部去勾栏酒肆挥霍一空,到还债之日,只说要钱没有、要命一条——这些前人教训,莫非你没看过?”
姚启圣却不担心,听了朱树人的问题,他反而有些得意,强行压抑住情绪后,才谨慎回答:“前宋官府无能,岂可与我大明相比?而且前宋疆土狭小,我大明如今有那么多需要拓边建设的地方。
如若真有欠了朝廷助其生产的放贷、挥霍不还、要命一条的,朝廷有的是办法对付这些青皮无赖。”
朱树人闻言,这才眼神一亮。
确实,宋朝的时候,王安石太仁慈了,居然都对付不了恶意借贷青苗钱赖账的青皮无赖。
当然,王安石也未必就是真心想仁慈,他是没实力,宋朝武力太孱弱了,对内百余年来形成了花钱解决问题的思维惯性,还养成了“谁吵得厉害谁有奶喝”的恶性循环。
宋朝的农民问题是最严重的,动不动就冒出类似宋江、方腊一类的贼寇。而宋朝喜欢纯算经济账,就把荒年没饭吃起事的农民贼寇全部收编为厢军。
但问题是,宋朝哪怕再富,冗兵冗官越来越严重,厢军越来越多,最后纳税交粮的顺民比例就越来越低,压力越来越重。最后大家都想明白了:宋朝的世道,就是谁能折腾谁有饭吃,谁吼得大声谁有理。只要够大声,最后还是能杀人放火受招安的。
这样一来,王安石搞青苗法时,当然对那些青皮无赖毫无办法了,因为这些人恰恰是能折腾的。而顺民都是“沉默的大多数”,在宋朝各方都在侵害沉默者的利益,
挨打了都不敢喊疼的人,在宋朝就属于活该死。
而这要是搁在如今的带英,敢恶意借贷银行的钱,那分分钟流放北美了有木有。再过个一百年,要是米国独立了,那还会流放澳洲。
只不过现在澳洲纽西兰那些地,都是杨森.塔斯曼帮他朱树人勘探的。朱树人完全可以把恶意贷款赖账的刁民先流放黑龙江和九州岛、虾夷岛。那些地方将来要是还饱和了,那就流放澳洲。
这样一来先礼后兵,反抗新法的人基本上也就肃清了。
旁观者也不好多指责,因为朝廷确实已经很温和了,甚至都允许对方先借钱扩大生产,除非是借了钱没好好用,恶意老赖,才会被流放海外。
大明要学习宋朝经济建设好的地方,但唯独不能学“谁嗓门大谁有理,谁能折腾谁受诏安”的毛病。好在这一方面,也是大明难得做得比较好的长处,完全可以发挥——当年崇祯可是宁死都没服软。
朱树人内心把大致的招数脉络梳理清楚,也就放心敢重用姚启圣了。
“今年你先回溧阳县好好干,如今税还没收上来,看不出成绩,不好直接提拔你。但只要今年夏秋税表现好。完税后孤自然会提拔你到应天府的户曹公干,后续推广试点,机会还多着呢。”
姚启圣闻言,再次噗通跪伏在地:“学生铭感殿下知遇之恩!”
……
此后几个月,大明的“废丁分籍”改革,也就循序渐进顺利推行下去。
朱树人答应的“按照山区和平原区别对待、设置不同的农籍人口每户田地面积下限”,也正式补充到了新法中。
只不过,应天府毕竟绝大多数地区都是富饶的平原地带,哪怕有些许山区,但当地依然富庶,工商业发达,足以把挤出的农业人口很好安置。
所以,应天府全境,最后只是选了靠近南直隶和浙江边境的溧阳县,作为“山区县”的试点。这地方靠近浙江湖州府的天目山,确实相对穷一些。
在溧阳县,拥有田地少于每户五亩水田/十亩山田、旱田的百姓,将来也可以将应税面积视为五亩,而非其他平原地区的十亩。
当然了,在每户五亩到十亩水田之间的中下农,也会按照实际拥有土地面积来纳粮。
普通百姓并不知道朝廷这样改的深意。但朝廷的暗中宣传渠道,却是不遗余力在分析这个事儿的受益者。
官府不好直接开口说“我们这是帮助工商业主增加廉价劳动力”,那朱树人就让自己的侧妃卞玉京,通过民间舆论渠道,出版各种段子唱本故事,宣讲其中的道理。
朱树人在这些私下里的舆论战场上,用方子翎和卞玉京也是用得很顺手了,二十年前对付李自成的时候就在用她们了。
只是如今方子翎已经有了正式官职,要掌管大明科学院的一部分行政管理工作,所以也就没精力再关心舆论宣传领域。
毕竟方子翎将来要是入国史,那是得跟秦良玉一样入她本人的传的,而不是入什么《列女传》。
所以那些不上台面的事儿,只好辛苦卞玉京一个人搞定了。
卞玉京在这方面依然熟手,没过多久,应天府境内大部分县的豪绅工场主,都知道了朝廷的好意,因此哪怕是有功名之家经营工商、因为变法而多交了代役银,他们也依然选择了坚定拥护朝廷的变法。
如此一来,还心存怨念的,也就只剩那些完全不涉猎工商业的有功名大地主了。
……
第一年的试点,因为各方面都比较松弛,最终有惊无险,没有任何人敢跳出来明着反对。该缴的代役银和代役粮,基本上也都有足额收齐。
不过任何事情都不可能做到百分百,哪怕是传统朝廷收税,地方上欠缴拖着收不上来的,也是常态。何况现在还加了一笔新的钱。
所以到了年底核算的时候,朱树人也不会手软,吩咐应天府和户部,挑选代役钱粮收得最差的一个县,作为反面典型,把知县罚俸停职,把户曹的负责人和下面几个典型的直接实施责任人,都罢免处置。
而对于表现好的县,当然也要给知县和户曹负责官吏升迁加赏。
最终经过核算,作为正面典型的,不出意外正是溧阳县。溧阳知县因此被调到隔壁常州府、升任同知。
而姚启圣原本比知县还低一级,却因为私下献策之功,越级升为应天府的通判,已经跟他原本的上司平级了,这就是大腿抱得好、肯得罪人当孤臣的好处。
而经过核算后,被认定为反面典型的则是高淳县。当地有两个举人和一群秀才,抱团不肯缴纳代役钱粮,理由还是“有辱斯文”。
他们觉得作为读书人,就不该服役,所以哪怕是为了不服役而交钱补贴服役者,他们也不能接受。因为交了这个钱,就显得他们“法理上原本应该被纳入徭役候选名单”,觉得受到了屈辱。
而对于这种刺头,朱树人当然也不会手软。把知县和户曹的人处罚完之后,直接把带头窜连拒不缴纳的人,革除了功名,然后依然要求他们必须交。这样他们没有了斯文,也就不存在有辱斯文了。
朝廷这么做,好歹还是尊重了私有财产没去侵犯,毕竟没有没收他们的家产,也没直接抢。旁人看事情没有闹大,也就没有响应,这事儿就算这么过去了。
毕竟只是先在一个府的范围内试点变法,还是天子脚下,能有多大反抗?对付这些人,也不便弄得到处溅血。真正的大头都在后面呢。
……
时间转眼来到小康二年,朱树人定下的一切发展基调都继续稳步推进。
九州、虾夷、东北,全部按照新的节奏开始了基础建设和肃清地方。化工产业和农业品种改良有条不紊地照着时间表执行。
而废除农业丁税和士绅一体纳粮的试点,也顺利推广到了南直隶的大部分地区。
按照原本的计划,如果前一年的试点顺利的话,今年是应该先推广到南直隶全境的。但最后到了实施阶段,经过评估考察,朝廷还是临时微调了一下,豁免了南直隶的江北诸府,
也就是把扬州、淮安、凤阳、安庆、庐州给豁免了,可以等到小康三年才继续试点。
之所以这么定,也是考虑到江北的人口密度远小于江南,尤其凤阳和扬州淮安当初是被清军肆虐祸害过的,只有安庆庐州等地侥幸部分豁免。
所以这些地方没有那么多拥有农田太少的农籍人口需要挤出为工人,当地的工业发展也太慢,就算挤出劳动力也接不住。
不过,考虑到小康元年的试点确实很成功,因此朝廷认为推广的规模不该改变,只是具体对象调整。
把南直江北五府拿掉后,就重新填补上了江西的九江府、南昌府,以及浙江的湖州府、嘉兴府和杭州府。这样去掉五个府加上五个府,试点规模还是跟原来一样,也算朝廷言而有信,不会朝令夕改。
相比之下,江南的江西和浙江,都是从未遭受过明清战争兵灾的,当地人口至今还是有点稠密,工业又发达,还有大量只有一亩三分地的小农户,非常适合让其中一部分人改行。
当然,朝廷也不会逼迫贫苦农民白白改籍。所以姚启圣劝说朱树人实施的“朝廷提供的、专供中下农申请的经营性贷款”,也适时在当地出炉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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好在朱树人也是个从谏如流的脾气,加上新法如今本就是试点,连税都还没开始收呢。
意识到问题后,他斟酌再三,随和地自言自语:
“对于部分偏僻崎岖之地,耕地不易集中的问题,可以让户部今年试点之后再议。将来可以把天下府县,分为平县、山县。山县也要按乡为单位区分地貌,凡是山区为主的县乡,可以酌情把‘应计税田亩面积下限’,再折减一些。
比如比平原县乡再减半,以水田五亩,或旱田十亩为每户计税下限。而实际核定平、山时,不仅要考虑当地地形、土地的分散程度,还要考虑到当地工坊、工场是否够多,民间工商投资是否兴盛,能容纳剩余劳力。
孤让平原田地适度兼并、确保耕者尽其力,也是考虑到平原田地集中耕作比分散耕作效率更高。但山区碎地本来就无法集中耕种,人不能尽其力,也就只能先耗着了。”
朱树人此前的另一层考量,还涉及到他受后世影响的农业管理思维。后世平原地区可以机械化,大规模生产,所以朱树人非常希望平原地带田地适度集中一点,至少能确保户户牛耕,也便于未来有其他先进的生产工具,哪怕依然是人力畜力的,但至少可以快速推广起来。
新式农机具是否被百姓快速接受,跟每户人家的田地面积是息息相关的,如果田太少,用旧工具稍微累一点精耕细作也能干完,以大明的文盲率,很多人就懒得折腾了。
只有原本的劳动强度已经饱和,人才愿意动脑子去省力,学习新农具的使用。
说到底,朱树人的一切布局,都是要服务于技术进步的落地推广的,逼着不愿意尝试新工具的人去尝试。不管这种尚未出现的新工具究竟是什么,反正先把愿意尝试的氛围营造起来。
姚启圣见朱树人居然如此从谏如流,一点都没有因为他只是一个举人小吏而讳莫如深,也是颇感知遇之恩。他便连忙补充拍马屁:
“殿下既有如此惠民之心,更该把上述考量,通过一些非正式的渠道,有选择地泄露出去,以收士绅人心——
殿下请想,把田地面积极少、却依然被束缚在土地上的贫农变成工人,最终是谁受益?是那些经营工坊、工场的富商士绅。
因为工人一多,他们就可以得到工钱更便宜的劳力。既如此,朝廷此前何必遮遮掩掩,惠及士绅而不留名呢?
若是宣扬得法,则天下经营工商的士绅必然拥护此法,哪怕他们在殿下的新法之下,需要缴纳代役银,他们权衡之后,也依然会发现利大于弊,就会选择闷声发大财。
到时候,士绅也就会分为两派,大地主士绅会心存怨念,而工商业主士绅会心存感激。朝廷驱工坊主以制地主,反抗力量必然极度削弱。
而要削弱那些明明家中几乎无地、但又不愿放弃农籍、不愿迁徙下山的百姓,朝廷的手法也该更加温和。
学生曾想到一策,可以借鉴前宋时王荆公的青苗法,给予‘处在计税田亩面积下限以下’的百姓,以一定的生产借贷,或助力其贷款买下邻舍的田地,或可给以本钱另择营生。若是他们果然能因此扩大田亩,安居乐业,或是自谋了其他出路那是最好……”
姚启圣说到这儿,朱树人却粗暴出言打断:“那若是有刁民借了钱不好好生产,只是挥霍呢?孤记得前宋时,苏东坡都曾记载,每到青苗法放贷,或是富户被强行摊派借债、最后多还利息,遭受盘剥。
或是赤贫的青皮无赖借青苗钱,借到之后不事生产,全部去勾栏酒肆挥霍一空,到还债之日,只说要钱没有、要命一条——这些前人教训,莫非你没看过?”
姚启圣却不担心,听了朱树人的问题,他反而有些得意,强行压抑住情绪后,才谨慎回答:“前宋官府无能,岂可与我大明相比?而且前宋疆土狭小,我大明如今有那么多需要拓边建设的地方。
如若真有欠了朝廷助其生产的放贷、挥霍不还、要命一条的,朝廷有的是办法对付这些青皮无赖。”
朱树人闻言,这才眼神一亮。
确实,宋朝的时候,王安石太仁慈了,居然都对付不了恶意借贷青苗钱赖账的青皮无赖。
当然,王安石也未必就是真心想仁慈,他是没实力,宋朝武力太孱弱了,对内百余年来形成了花钱解决问题的思维惯性,还养成了“谁吵得厉害谁有奶喝”的恶性循环。
宋朝的农民问题是最严重的,动不动就冒出类似宋江、方腊一类的贼寇。而宋朝喜欢纯算经济账,就把荒年没饭吃起事的农民贼寇全部收编为厢军。
但问题是,宋朝哪怕再富,冗兵冗官越来越严重,厢军越来越多,最后纳税交粮的顺民比例就越来越低,压力越来越重。最后大家都想明白了:宋朝的世道,就是谁能折腾谁有饭吃,谁吼得大声谁有理。只要够大声,最后还是能杀人放火受招安的。
这样一来,王安石搞青苗法时,当然对那些青皮无赖毫无办法了,因为这些人恰恰是能折腾的。而顺民都是“沉默的大多数”,在宋朝各方都在侵害沉默者的利益,
挨打了都不敢喊疼的人,在宋朝就属于活该死。
而这要是搁在如今的带英,敢恶意借贷银行的钱,那分分钟流放北美了有木有。再过个一百年,要是米国独立了,那还会流放澳洲。
只不过现在澳洲纽西兰那些地,都是杨森.塔斯曼帮他朱树人勘探的。朱树人完全可以把恶意贷款赖账的刁民先流放黑龙江和九州岛、虾夷岛。那些地方将来要是还饱和了,那就流放澳洲。
这样一来先礼后兵,反抗新法的人基本上也就肃清了。
旁观者也不好多指责,因为朝廷确实已经很温和了,甚至都允许对方先借钱扩大生产,除非是借了钱没好好用,恶意老赖,才会被流放海外。
大明要学习宋朝经济建设好的地方,但唯独不能学“谁嗓门大谁有理,谁能折腾谁受诏安”的毛病。好在这一方面,也是大明难得做得比较好的长处,完全可以发挥——当年崇祯可是宁死都没服软。
朱树人内心把大致的招数脉络梳理清楚,也就放心敢重用姚启圣了。
“今年你先回溧阳县好好干,如今税还没收上来,看不出成绩,不好直接提拔你。但只要今年夏秋税表现好。完税后孤自然会提拔你到应天府的户曹公干,后续推广试点,机会还多着呢。”
姚启圣闻言,再次噗通跪伏在地:“学生铭感殿下知遇之恩!”
……
此后几个月,大明的“废丁分籍”改革,也就循序渐进顺利推行下去。
朱树人答应的“按照山区和平原区别对待、设置不同的农籍人口每户田地面积下限”,也正式补充到了新法中。
只不过,应天府毕竟绝大多数地区都是富饶的平原地带,哪怕有些许山区,但当地依然富庶,工商业发达,足以把挤出的农业人口很好安置。
所以,应天府全境,最后只是选了靠近南直隶和浙江边境的溧阳县,作为“山区县”的试点。这地方靠近浙江湖州府的天目山,确实相对穷一些。
在溧阳县,拥有田地少于每户五亩水田/十亩山田、旱田的百姓,将来也可以将应税面积视为五亩,而非其他平原地区的十亩。
当然了,在每户五亩到十亩水田之间的中下农,也会按照实际拥有土地面积来纳粮。
普通百姓并不知道朝廷这样改的深意。但朝廷的暗中宣传渠道,却是不遗余力在分析这个事儿的受益者。
官府不好直接开口说“我们这是帮助工商业主增加廉价劳动力”,那朱树人就让自己的侧妃卞玉京,通过民间舆论渠道,出版各种段子唱本故事,宣讲其中的道理。
朱树人在这些私下里的舆论战场上,用方子翎和卞玉京也是用得很顺手了,二十年前对付李自成的时候就在用她们了。
只是如今方子翎已经有了正式官职,要掌管大明科学院的一部分行政管理工作,所以也就没精力再关心舆论宣传领域。
毕竟方子翎将来要是入国史,那是得跟秦良玉一样入她本人的传的,而不是入什么《列女传》。
所以那些不上台面的事儿,只好辛苦卞玉京一个人搞定了。
卞玉京在这方面依然熟手,没过多久,应天府境内大部分县的豪绅工场主,都知道了朝廷的好意,因此哪怕是有功名之家经营工商、因为变法而多交了代役银,他们也依然选择了坚定拥护朝廷的变法。
如此一来,还心存怨念的,也就只剩那些完全不涉猎工商业的有功名大地主了。
……
第一年的试点,因为各方面都比较松弛,最终有惊无险,没有任何人敢跳出来明着反对。该缴的代役银和代役粮,基本上也都有足额收齐。
不过任何事情都不可能做到百分百,哪怕是传统朝廷收税,地方上欠缴拖着收不上来的,也是常态。何况现在还加了一笔新的钱。
所以到了年底核算的时候,朱树人也不会手软,吩咐应天府和户部,挑选代役钱粮收得最差的一个县,作为反面典型,把知县罚俸停职,把户曹的负责人和下面几个典型的直接实施责任人,都罢免处置。
而对于表现好的县,当然也要给知县和户曹负责官吏升迁加赏。
最终经过核算,作为正面典型的,不出意外正是溧阳县。溧阳知县因此被调到隔壁常州府、升任同知。
而姚启圣原本比知县还低一级,却因为私下献策之功,越级升为应天府的通判,已经跟他原本的上司平级了,这就是大腿抱得好、肯得罪人当孤臣的好处。
而经过核算后,被认定为反面典型的则是高淳县。当地有两个举人和一群秀才,抱团不肯缴纳代役钱粮,理由还是“有辱斯文”。
他们觉得作为读书人,就不该服役,所以哪怕是为了不服役而交钱补贴服役者,他们也不能接受。因为交了这个钱,就显得他们“法理上原本应该被纳入徭役候选名单”,觉得受到了屈辱。
而对于这种刺头,朱树人当然也不会手软。把知县和户曹的人处罚完之后,直接把带头窜连拒不缴纳的人,革除了功名,然后依然要求他们必须交。这样他们没有了斯文,也就不存在有辱斯文了。
朝廷这么做,好歹还是尊重了私有财产没去侵犯,毕竟没有没收他们的家产,也没直接抢。旁人看事情没有闹大,也就没有响应,这事儿就算这么过去了。
毕竟只是先在一个府的范围内试点变法,还是天子脚下,能有多大反抗?对付这些人,也不便弄得到处溅血。真正的大头都在后面呢。
……
时间转眼来到小康二年,朱树人定下的一切发展基调都继续稳步推进。
九州、虾夷、东北,全部按照新的节奏开始了基础建设和肃清地方。化工产业和农业品种改良有条不紊地照着时间表执行。
而废除农业丁税和士绅一体纳粮的试点,也顺利推广到了南直隶的大部分地区。
按照原本的计划,如果前一年的试点顺利的话,今年是应该先推广到南直隶全境的。但最后到了实施阶段,经过评估考察,朝廷还是临时微调了一下,豁免了南直隶的江北诸府,
也就是把扬州、淮安、凤阳、安庆、庐州给豁免了,可以等到小康三年才继续试点。
之所以这么定,也是考虑到江北的人口密度远小于江南,尤其凤阳和扬州淮安当初是被清军肆虐祸害过的,只有安庆庐州等地侥幸部分豁免。
所以这些地方没有那么多拥有农田太少的农籍人口需要挤出为工人,当地的工业发展也太慢,就算挤出劳动力也接不住。
不过,考虑到小康元年的试点确实很成功,因此朝廷认为推广的规模不该改变,只是具体对象调整。
把南直江北五府拿掉后,就重新填补上了江西的九江府、南昌府,以及浙江的湖州府、嘉兴府和杭州府。这样去掉五个府加上五个府,试点规模还是跟原来一样,也算朝廷言而有信,不会朝令夕改。
相比之下,江南的江西和浙江,都是从未遭受过明清战争兵灾的,当地人口至今还是有点稠密,工业又发达,还有大量只有一亩三分地的小农户,非常适合让其中一部分人改行。
当然,朝廷也不会逼迫贫苦农民白白改籍。所以姚启圣劝说朱树人实施的“朝廷提供的、专供中下农申请的经营性贷款”,也适时在当地出炉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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